编者按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在凝聚中华儿女的思想与情感、保卫中华民族的家园、维系国家领土主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有人类关怀”。当代青年应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述，厚植家国情怀，在回应时代关切中实现人生价值。为此，本刊特组织三位青年学者围绕家国情怀的精神基因、现实观照与时代传承等维度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与谈人

代玉民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教授

钟晨宁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金星宇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讲师

主持人

本报记者张颖天戴宁馨

1.家国情怀的精神基因

主持人：“家”与“国”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两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论域，如“家国同构”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视角与观念特征。我们应如何认识“家”与“国”的关系？

代玉民：“家”与“国”既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核心范畴。从儒家五伦的角度看，“家”主要是以具有血缘亲情的个人构成的家庭、家族，其成员主要有父子、夫妇、兄弟；而“国”由家庭、家族构成，但它的外延更大，在父子、夫妇和兄弟之外，还包括了君臣和朋友两伦。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家”与“国”是同构关系，缘于“家”与“国”都建立在父子、夫妇、兄弟三伦的基础之上，“三伦”奠定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基础。《中庸》有“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的说法，遍通天下的五条达道正是五伦，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则更进一步描绘了理想的社会规范，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金星宇：对于“家”与“国”关系的哲学思考源远流长。如果说中国传统哲学以“家国同构”来凝练古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特性，那么，西方哲人则以“家国异构”来追问家国关系。古希腊哲人在思考“家”与“城”的关系时，既强调家庭是附属于城邦的最小共同体单位，又肯定城邦作为最高形式的共同体，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人和家庭，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的“至善”。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的家庭以爱为内在规定，伴随着个体成员进入市民社会，便产生了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只有作为客观精神最高体现的国家才能弥合社会矛盾并实现复归和统一。可见，中西哲学史上关于“家国关系”的探讨，实际是围绕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剖析复杂社会结构的一次尝试，所形成的同构和异构关系的理论分野，反映了各自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基本风貌。但黑格尔的追问把国家作为最终目的并进行了抽象主义的解读，而与现实的个人、真实的社会、进步的历史渐行渐远。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为分析框架，为科学认识“家国关系”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国家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性揭示表明，“家国关系”经历了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重合”，到基于阶级利益冲突的“家国分裂”，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对家国关系的真正重构，使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得以可能。

钟晨宁：如前所述，“家国关系”是马克思在诸多文本中一贯关注的哲学议题，并且存在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思路。马克思在当时主要面对两类致思取向：第一类是黑格尔式的“伦理国家”；第二类是蒲鲁东式的支持重返奠基于“家庭伦理”的道德景观。这两股思潮虽然在“家国关系”中作出了表面上截然相反的选择，但实质上都建构于“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之中，并以道德或伦理作为分析历史发展的首要基准。然而马克思认为，家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社会与国家所取代的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它首先是一个根源于“生产”而非“道德”的历史现象。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犀利地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进一步，马克思不认为把家庭与国家放置在道德关系的对立面从而判定某一方的“道德优越”就能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与弊病。他更深刻的思考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与国家只是私有制生产关系同一发展逻辑的不同方面。家庭不断受到功利原则的入侵并化作“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国家则表现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经济利益与剥削地位的政治工具。因此，马克思认为，“家国关系”的真正和解与统一必须建立在“扬弃私有制”的基础上，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真正的共同体”中来实现，这将使家庭与国家从道德对立关系转变为统一的、合乎人性的积极互动关系。

主持人：“家国情怀”不仅关涉伦理精神也关涉道德实践。“家国情怀”蕴含着哪些哲学内涵？

金星宇：从本质上来说，人作为一种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存在，能够超越自然性的规定，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与文明。“家国情怀”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观念，是从情感维度对于“家国同构”观念的深层次表达，反映了中华儿女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真挚的家庭关切、建功立业的赤诚追求、饱含深情的人民情怀、兼济天下的胸襟气度。理解“家国情怀”的哲学内涵，应从本质层面追问这一精神境界的理论基础，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来认识人与文化的动态生成，也就是从人的主体性层面审视精神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此外，“家国情怀”这种共同体意识还熔铸于各民族对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记忆的内在坚守中，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凝练出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有洞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可见，因时因势不断丰富的“家国情怀”哲学内涵，正是钱穆指出的中华民族“由文化来融凝民族”的尝试，“是我中华民族之特质，亦即是我中华文化之特征”，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

代玉民：事实上，家国情怀的哲学内涵与家国同构的伦理基础密切相关。一方面，基于家国同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家国情怀蕴含的境界论。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家国同构并不仅仅限于“家”与“国”的范围，它涵盖了从个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两个环节。也就是说，建立在五伦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贯通个人与天下，使人达到参赞天地化育的圣人境界。诸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王阳明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以及冯友兰先生提倡的“天地境界”等，所揭示的都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亦是家国情怀的伦理精神的终极追求。另一方面，基于家国同构的絜矩之道是家国情怀蕴含的工夫论。絜矩之道出自《大学》，它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的推己及人的工夫。实际上，絜矩之道并非《大学》的专利，《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庸》“违道不远”的“忠恕”等，都是与絜矩之道同类的推己及人的工夫。不过，这种工夫并非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是以“诚”为内核，带有直觉体认的色彩，正如《中庸》所描绘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诚”。

钟晨宁：家庭与国家在本质上都属于“涉他存在”的领域，即人与人共同存在、密不可分的交往空间。正因如此，“家国情怀”从其内在属性上就构成了对现代社会原子式个体主义哲学观的有力制衡与反驳。从历史叙述上看，资本主义辩护者特别喜欢引用各种“鲁滨逊故事”来证明其自然正当性，但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指出，越往前追溯历史，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个人越从属于家庭、氏族等早期政治共同体的整体之中，原子式个体主义只是资本生产主导下的现代“市民社会”产物，这有力反驳了各类资本主义的思想起源实验。从哲学论述上看，“家国情怀”构成了形成理想主体间关系的重要道德动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种崭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是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社会性”理解基础之上的：人在积极实现其本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与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当代学者把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这种理解称之为“向他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生产及其道德完善必须伴随着一个根本的为“他者善”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家国情怀”是一个主体将他者的存在、“他者善”与自身建立积极关联的重要哲学视角，打破了原子式个体主义的狭隘理解，通往一种理想的人际交往原则。

2.家国情怀的现实观照

主持人：在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塑造了强大的线上社群和虚拟认同，这对基于地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家国认同构成了怎样的挑战与补充？青年一代如何整合其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多重归属感？

代玉民：我们在当下的信息时代所感受到的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某种程度上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亦即古今之别。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种古今之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颇为明显，从康有为、谭嗣同等晚清儒者将科学思想融入儒家经典诠释的努力，到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兴起、逻辑方法的引入与应用、中国哲学史的现代书写等，都从不同维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从切身践履的义理学问走向唯真是求的学术研究的转型轨迹。在这一传统与现代的范式转换背景下，源于家国同构的家国认同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就挑战而言，传统家国认同面临着熟人社会陌生化的挑战。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与儒家的五伦关系密切，而以五伦为主干的社会是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出生、教育、婚姻、生育、养老以及死亡都依赖亲人、熟人。然而，信息时代的数字技术所塑造的强大的线上社群和虚拟认同，无疑对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接触造成了隔断，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身体与心灵的错位，即人们的心灵高度聚焦于线上，但身体被固化于既定轨道，以致人们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热点事件颇为关心，却与近在身边的亲人交流不多。不过，信息时代的数字技术对于传统的家国认同并非只有消极影响，亦有补充发展之功。比如，线上社群和虚拟认同打破了地域、历史和文化的边界，极大地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方式。又如，人们习惯于称呼网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为“家人”，这类称呼正是传统的家国认同在数字技术助力下的新体现，这无形中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家”的认同。就此而言，虚拟空间的归属感在信息时代更为突出，而伴随熟人社会的陌生化，现实世界归属感相对弱化。青年一代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对待家庭生活、参与国家社会生活，不断增强对现实世界的归属感，从而为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多重归属感的整合提供契机。

钟晨宁：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社会在推动个体本质实现过程中的“社会性”再一次加强。我们迎来了一个在社会交往层面绝无先例的时代，而我们所面临的与自身共存的“他者”不断扩容，从最初以血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到有明确地理边界、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陌生人社会”，再扩展到以数字技术为载体、打破任何物理限制的“符号人社会”。信息时代强化了交往逻辑并提供了更多样的社群认同基础，允许青年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自由发展社群，这挑战了原本由文化惯性自然延续到下一代的身份认同的旧模式，并呈现出日趋开放的由新一代自我赋予身份认同的新模式。一方面它对“家国认同”在个体身份认同中的原初地位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出现遗忘“具体的附近”、沉迷“抽象的远方”的群体心理；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新的联合基础。马克思非常看重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联合的巨大促进作用，他称赞“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在信息时代，青年们通过互联网共同发起的文化宣传、环保活动等比以往更具有坚实的集体行动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类新的“家国认同”在经历青年自我建构与选择的过程后，将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产物，青年一代要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数字时代，在积极主动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警惕背后的技术异化，不要放弃思考“具体的附近”与严肃议题的能力，将抽象的符号联系最终转化为建构美好生活的联合努力。

金星宇：数字技术将对家国关系的理解放置在一个新的时空场域，不仅为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人们畅通了利益诉求渠道，更为增进其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提供了现实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与数字信息化交叠的现代社会，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精神迷茫等息息相关。其凸显的风险在当下具体表现为：一是数字化出于获得网络流量或网络关注度的单一目的，生成大规模无用或可信度存疑的信息。二是基于算法推荐逻辑形成的“信息孤岛”“数据壁垒”。三是沉溺于数字化世界所导致的社交孤独、社交焦虑、社交恐惧等问题。面对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认同冲击，青年一代首先要做的就是厚植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内心深处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不断增强自身的志气、骨气、底气。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本身就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要努力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通过算法优化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准表达，将家国情怀具象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的生动场景，在数字生态的打造中实现文化认同。

3.在新时代厚植家国情怀

主持人：历史和现实证明，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对当代青年来说，要做到“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钟晨宁：“家国”是我们所有个体从一开始就必然身处其中的社会情境，但“家国情怀”是我们将“自在”的外部处境转化为“自为”的内部认同后主动建构的产物，它关涉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当代青年应认真审视自我实现与集体奉献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仅有“物质实在”层面的快速发展，还包含了“家国情怀”这类精神财富的历史绵延。我们要克服原子式个体主义的诱惑，自觉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实现是与集体奉献密不可分、双向促进的。马克思在高中时期的论文中就提到“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这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宝贵的社会主义哲学思考财富。当代青年还要积极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活态度。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在理论批判上言辞激烈，但脱离实践的思考方式让他们沦为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他们的关键在于意识到抽象的哲学概念在事实上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因此主动积极地介入现实成了一个必然遵循的方法。无独有偶，《孟子》中谈论到真正的大勇不是性情使然，而是道理使然，是笃定了自己坚守的性命之学后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当代青年不仅要在理论层面深刻学习“家国道理”，更应厚植“家国情怀”，积极投入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去。

代玉民：对于青年人而言，理想境界的提升和家国情怀的厚植，需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冯友兰先生将人的精神境界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提升境界的关键在于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所谓觉解，即是自觉与了解，亦可以说是对宇宙人生的认识。青年人要做到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首先要从生活实践和知识学习中提升对理想境界和家国情怀的认知。青年人在提升认知的同时，也要以认知指导实践，形成良性循环。二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家庭、家族由拥有不同伦理角色的个人构成，国家又由不同家庭、家族构成，因而家国情怀蕴含着个人与集体的维度。青年人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的一个重要面向，便是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前面提及的基于“诚”的絜矩之道，其推己及人的工夫便是值得当代青年借鉴的方法。三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的家国同构以儒家五伦为哲学基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家国同构的传统情境已逐渐被现代社会所取代，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换过渡中，将传统的家国观念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与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亦是青年人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金星宇：这一论题的提出，意味着“家国情怀”存在进一步深化和提升的空间。关于新时代“家”与“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明确论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家国命运与共、共赴文明事业的决心，实际上要求当代青年处理好以下两层关系：一是小我之行与大我之举的关系。作为“小我”的每一位青年都要胸怀“国之大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与回应重大社会关切，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以扛在肩上的责任与担当书写“大我”。二是自信自立与胸怀天下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曾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生志向，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心怀强烈的“世界主义”信念。青年一代要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就需在深入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中科学认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独立开拓前进道路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发扬自立自强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在真切感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解决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力量。这种不为迷雾所惑、不为风浪所阻的精神气度，正是家国情怀的有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