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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与“东升西降”的文化密码

2025-09-30 11:22:51 作者:刘余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余年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跨越时空价值的儒家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值得认真挖掘和领悟。

在儒家文化中,“志于道”是儒家圣贤君子求学的目的,“得道者多助”是依道而修身、齐家、治国的自然结果,按照“道”处理国际关系形成了“王天下”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教导世人顺道而为,从而真正实现富强、昌达、和平、安乐,这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志于道”:儒家君子圣贤学问的旨归

在儒家经典中,“道”指宇宙万有的本体,有时也指回归本体的途径、道路、方法和规律。孔子说:“志于道。”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败亡。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顺着人人具有的本性而为就是“道”,能够把本有的天性彰显出来的得道之人就是圣人。“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无所不在,因而得道之人具备无所不知的特点。圣人顺应天道的特点治理天下,如《群书治要·袁子正书》讲:“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为尊,不敢恃其强,以法为强。亲道不亲人,故天下皆亲也。爱义不爱近,故万里为近也。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圣王之道也。”

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质,通过学道都可以回归本性、成为圣贤,因此“无所不知”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为道”要达到“无所不知”,必须修清净心,孔子教人“六艺”,乃至后代的琴棋书画等,都是修清净心的方法。

对于学习从政的士大夫而言,读书办政治的过程同样是求道、成圣成贤的过程。因此,其所读之书应是通达本性之书,读书的方法和目的与单纯的求知识不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因为通过读书把清净心开发出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才能够达到“明明德”的目的;士大夫通过办政治无私为大众服务,是一种开启自性明德的途径,再通过“亲民”帮助民众开启明德,并使二者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这样,士大夫从政的过程就成为一个求道、得道而成圣成贤的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一方面是圣贤人办政治;另一方面是通过政治把人引向成圣成贤之路。这就是“治道”的双重含义,即办政治必须顺应天道,而且从政本身也是求道、得道的过程。

“天人合一”:得道之人的宇宙观

得道之人所达到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在《中庸》《周易》中被表述为“与天地参”“与天地合其德”,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明理学则表述为“民胞物与”。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对天人合一有深刻阐述,并引申出一体之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圣人就是达到一体之仁境界的得道之人。在这种一体之仁观念的影响下,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一体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而得以延续至今的文明。

按照“道”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行事的人即有德之人,有德之人治理国家天下就能够达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境界。正如《汉书·公孙弘传》记载:“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这就是顺天者昌、得道者多助的体现。遵行大道治理国家,就可以达到《礼记》中所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讲的是五帝的时候。“五帝”的一种讲法是指黄帝、颛顼、少昊、尧、舜。孔子祖述尧舜,最赞叹的就是尧舜的禅让制。尧帝的儿子丹朱和舜的儿子商均,德能都不足以治理天下。尧舜有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把天下当成私家的来看待。尧舜把天下都可以禅让,其余还有哪一件事不可以让?这是真正大公无私的表现。尧舜能够把天下禅让,把天下当成是天下人共有的,才能实现选贤与能。

选举贤能之人出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兴办教育,而教育要把握根本,就是教人讲信修睦,其结果就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礼记》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是顺应一体的天道观办政治从而实现天下为公的治理境界。

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与天地合其德”,即圣王通达天人合一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顺应“天道好生而恶杀”等天地自然的规律,按照一体之仁来治理国家、处理国际关系,自然能够化解冲突,消弭战争,达到国泰民安、天下为公的结果,这就是“顺天者昌”“得道者多助”。

“王天下”:处理国际关系的文化传统

在“一体之仁”“天下为公”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自古以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就倡导“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百姓也能够效法修身,结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当别国的使臣来访,自然生起羡慕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即为天下人作出榜样示范。

从历史上看,“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他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西伯昌(即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但他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厚德。《史记》记载,虞、芮两国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争执而前来请周文王评判是非,当他们进入周的国境,看到全国上下和谐安宁,彼此谦让,于是不需要评判就回去了,还彼此互相推让田畔。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归附周的有四十多个诸侯国。这是因为他们为周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动向他学习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之所以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人与人之间交往彬彬有礼,“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关系和谐,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义之邦”,而“中心悦而诚服”。历史上的中国在国力鼎盛之时,没有搞霸权主义。明朝郑和下西洋时,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每到一地,带给当地人民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纸术和造船术,而没有侵占别国一寸一尺的土地。中国现今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仁义精神的延续。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系统研究了各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他认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因此,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必要的。但这个统一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一。特别是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以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上。儒家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能带给世界和平与希望。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更加凸显儒家思想中跨越时空的深邃治理智慧。《新语》云:“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懂得如何谋利却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遭到众人的罢黜;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攻伐的对象,最终逃不过灭亡的命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走的是人间正道,干的是正义事业,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违背时代潮流,不得人心、失道寡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国无德不兴。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处理国际关系,都要顺“道”而为。这也是理解中国之治和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文化密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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